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的时代，这是理智之年，这是愚行之秋，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谵妄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节，这是黑暗的季度，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已拥有一切，我们亦无可凭借……(《双城记》，狄更斯，1859，第一卷第一章)
    由乡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以及由此而来的都市中心扩张，向来是西方经济学关注的焦点。1776年，亚当·斯密由国富而论及民富，将他对财富的抽象哲学讨论—这讨论或许是现代史上的第一次—由财富在政府系统内的位置的抽象分类转移至社会性物质生产的具体问题。
    在商品的生产、运输以及消费决定一个社会的整体福利的框架中，对这一系列空间集中的、辛勤的活动的人工组织，自然地成为讨论的焦点：如果高效率的制造产业需要大量劳动力，适当的分布要求一个可进入的市场，那么，该市场的商品展示和交换可以发挥到极致。资源集中的好处也开始和人相关，在人力集中的制造业，不仅进行劳动力、技能、经验和思想的交换，而且把生产划分为更细、更专业化的、能生产更好产品的活动。通过把市场和劳动力划分与城市现状联系起来，亚当·斯密将城市领域描述为资本财富生产的特权所在，就是利用知识—即技术—能力，以及新发明。如此，他引入了城市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杠杆的思想。
    从亚当·斯密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思想并行前进，并在结构、人民、商品和资源渐进积累的过程中相互促进。这种状况在19世纪的曼彻斯特和里昂，在20世纪的底特律和都灵，都不鲜见，而且如今正在亚洲广泛传播。
    在这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城市形象：城市是发生变化

并接受新变化的区域空间；城市是人们聚集、生活、生存和繁衍的地方。前者是一个几乎抽象的、没有约束的实体，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的、照亮未来的灯塔。后者相反，它被芸芸众生塑造得具体得多，是个社会与物质的城市，它存在于当今并受过去条件的影响。
    经济学再次为两个概念性的城市形象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约瑟夫·熊比特，这个20世纪前半叶著名的奥地利出生的哈佛经济学家， 是个活跃的、坚持不懈地改造城市的知识泰斗。在他1950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 使用了“ 创造性的坏”一词来描述充满技术竞争的资本市场的操作模式。熊比特认为， 正是技术变革， 即新市场、 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 新运输系统和产业组织的新形式的创新， 启动并且保持成长引擎的运行。一系列创新的出现推动新的投资并达到相当规模。在这过程中， 旧的行为方式干扰新的方式，而自然地是以毁坏而告终。当然，资本的扩张，不仅仅包含技术的进步和投资的扩大。人们必须获得一个群聚的空间状况以便进行积累: 必须开发和分配土地，以便工厂、办公室和家庭能长久地定位; 基础设施必须相应地适应这个系统; 建筑结构必须改变它们的布局、改变它们的运行方式和材料以适应新的使用和交换模式，等等。重要的是，由于城市是经济活动的中心，是知识、劳动、商品的交换场所，城市在技术重组的风暴中就成为创造性的破坏的主体和重建的目标。想一想19世纪的城市结构，满足其钢铁、铁路和火车站的需要是多么重要；水泥、橡胶、道路和停车场对20世纪的城市结构多么重要；机场、交通运输和物流中心对21世纪的城市结构又是多么重要。由于城市既是技术进步的象征又是技术进步的实现地，生活现代化就成为城市变革的同义语。
    1775 年， 在亚当·斯密出版其《国富论》的前一年，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开始写作他的《浮士德》， 这个最终将体现其在追求现代物质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发展的悲剧性人物—这是一个要求浮士德与恶魔成交为代价的追求。正如马歇尔·贝尔曼在其《所坚实者融于无形》（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1982）中指出，浮士德的成长是需要牺牲和必有受害者的。     《浮士德》公演的那一年，1789年，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中，对这种人类牺牲做了最著名的玩世不恭的描述。在城市人口群居的情况下，他说，人类生殖的速度高于其维持生计所需资源增长速度。由于这种趋势，任何通过提高低下群体的收入、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方式来改善其状况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增产的生存资料会被人口的剧烈增长消耗殆尽。只要生殖趋势存在，马尔萨斯辩解说，社会的尽善尽美是永远达不到的。人口增长率因此必须控制在这种趋势不复存在的基点上。
    马尔萨斯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向低下群体反复灌输中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伦理学。一旦穷人品尝到奢侈的品味或者过上较好的生活，在建立家庭之前他们一定会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他认为采用诸如普选、国家办教育、建立一个人们可以流动地找工作的自由的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等政策，让人们耳濡目染社会的进步，了解改善其地位的优势，这种设想是办得到的。对那些说服不了的，他提出第二种更为激进的方法，也就是人们关心的生存环境。“在城市里，我们应该把街道弄得狭窄些，屋子里居住更多的人，让瘟疫卷土重来。在农村，则把村庄建立在臭水塘边，尤其鼓励居住在沼泽地和不卫生的环境里。”这样，公民的社会财富就可以花在值得的方面，而不必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口问题上。马尔萨斯的论点针对“没有贡献的”穷人，部分地回应了日益增长的欧洲工业中心人口渐渐密集的问题。往后不到五十年，即1844年，弗里德里克·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对待城市人口密集问题，他承认在工业经济的操作引擎中工人的重要性，在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中工人住房的重要性和永久性。
    说到曼彻斯特的贫民窟，恩格斯写道：“这样一个地区存在于英国第二个大城市中心，存在于世界第一个工业城市。如果有人愿意看看在多么小的空间一个人可以活动，多么少的空气—就是这点空气—一个人可以呼吸，多么少的文明他可以分享并生活，只要到那里去就行了。不错，这是个老城，无论何时有人向他们提及这个人间地狱，曼彻斯特的人民都强调这个事实。可是那能证明什么呢？这里的一切都让人恐怖，愤怒的产生也是最近发生的，那就是工业时代。”恩格斯认为，工业城市的质量并不仅仅依赖于令人惊叹的宏伟大厦的出现，或样板财富建筑的展示。相反，它是以整体居住建筑水平和“黑暗的鬼磨坊”的工作条件为基础的。
    马尔萨斯与恩格斯的争论使工业都市化的巨大挑战引起人们注意，即在创造一个新的物资生产和派送前景的能力的同时，照顾好所有内在的、并对这种生产起促进作用的因素。 这意味着不仅要提供生产和交易场所，还要准备居住、教育，以及和这个体制内所有成员正常生活所必须的社会基础设施。不用说—谢天谢地—当代建筑的智慧历史对恩格斯更加友好，马尔萨斯关于间接都市化的观点大部分被证明是观念错误的，实际上不可行的。城市经济的发展依赖人也吸引人，就像他们在技术方面具有吸引力一样。虽然人口集中给基础设施增加了负担，但它是生产和工业增长的先决条件。

    20世纪的建筑史可以看作是具体地应对这个挑战的历史，它通过社会住房、学校、医院和工厂创造一种社区的归属感，而不只是建筑高层办公建筑、旅馆和购物中心。 从这个层面来看，留给我们的样板的名单中有布林克曼（Brinkmann）和凡·德·弗拉格（Van der Vlugt）的位于鹿特丹的万勒尔工厂①，其水平至少与李特维德(Rietveld)的位于乌特勒支的施罗德住宅（Schr?der House）②的水平一样；该目录给予勒·柯布西埃马赛公寓的评价高过皮尔瑞·查里奥③（Pierre Chareau）的玻璃屋（Maison de Verre）；这个名单把玛利亚别墅（Villa Mairea）与拜米欧疗养院（Sanatorium in Paimio）联系起来理解阿尔瓦·阿尔托作品的真正价值；这个名单强调位于阿姆斯特丹市内的贝尔拉格的股票交易所旁的孤儿院的重要性；该目录给予位于乌拉圭的阿拉迪奥·迪埃斯特（Eladio Dieste）的体育馆和小教堂的评价与皮埃尔·奈尔维（Pier Luigi Nervi） 的竞技场和大教堂的评价是一致的；该目录还指出，约瑟夫·艾伦·斯坦因（Joseph Allen Stein） 的位于印度的工业流水线厂房与杰夫里·巴瓦（Geoffrey Bawa）的位于斯里兰卡的住宅综合群楼具有相同文化渊源。
    这种类型的建筑（以及恩格斯式的城市改进型）的恩主时常还是那些给熊比特的分析提供材料的实业家。当卡罗·斯卡帕（Carlo Scarpa） 那时候为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办公设备生产商好利获得（Olivetti）设计精妙的陈列室时，它的主席阿蒂里安罗·奥立维蒂(Adriano Olivetti)正忙于在伊夫雷亚（Ivrea这个意大利北部的公司所在地）委任其他著名建筑师， 设计一个具有双层玻璃工艺的工厂，创新的工人住宅、幼稚园、福利设施等等的理想的工业区。在这种情况下， 审美进展将在集体城市发现， 就像在个体企业里发现一样。今天伊夫雷亚有意大利独一无二的露天现代建筑博物馆—事实上现代建筑的发展与工业城市的步伐是一致的。在博物馆里，社会成就和技术进步是通过共同需要和志向的满意度来衡量的，生产的意义和建设的特性也依赖于住房和服务的提供。
    然而， 我们也可以从字面上来说明它的博物馆内涵， 这样的城市或许是过去的产物。今天， 新城市的建筑， 特别是最近这个工业化的世界，在轻易地把视线从恩格斯的都市风景转移开的时候，似乎是支持熊比特和马尔萨斯的。城市的先进的运输、办公室技术、舒适的生活和购物的功能更新正受到赞扬，人们为之树碑立传。由此，企业家们推动城市形式和改进土地使用方法的杰出才能被自然认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业重新布局所需的大量工作以及工人们在同一环境中的住宿，则被弃置在一般视野之外的非建筑区域。
    这一情况可能是历史优先选择的结果，但是在经济学范畴，熊比特镇的光华与马尔萨斯城的率性讥讽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强烈。前者沉醉在雄心勃勃的客户、管理者、投资者和设计杂志赠予的建筑如何美轮美奂的赞誉中。后者在背地里徘徊，隐忍不发，把那些不符合传统文化、得来容易的礼物视为无趣的城市化的副产品。更善于推陈出新的21世纪应当在全世界创造出许多新的曼彻斯特（而不是伊夫雷亚），建筑师们甚至也早已奉此为圭臬。
    然而，最近的城市历史倒是启人思考。要说的话，西方世界的建筑上的成功显示了我们的城市应该对马尔萨斯的观点做出反映，而不是简单地庆祝熊比特的美景—这一切有多么重要。城市建筑物和建筑质量已截然不可分割，而且看来它们已经在专业实践中发展得更好，而设计艺术已经为技术革新和社会各方面广泛运用。像荷兰、丹麦、西班牙、葡萄牙，甚至当今瑞士建造的许多辉煌的建筑物，不是预算或形象起作用，而是

公众认可的实用性起作用，不是赋予的赞助行为，而是存在于整个社区建筑。
    为了符合阿蒂里安罗·奥立维蒂的准则，这类建筑极力提高中下水平的城市建筑标准，而不是把标准拔高。而在这过程中，它已经显示了美化整体城市风景的能力，还提高了专业的和管理城市的行政文化水平。从这个层面上看，工人们对城市的改观对于城市区域的长期福泽是重要的，就像金融学家对城市不断重建一样。在亚当·斯密对西方思想史作出卓越贡献的二百三十年后，财富生产领域不能再定义为“从农村到城市”，或用区别生产与非生产的词汇来定义。随着大量的生活区域被不断兴起的大都市侵占，平衡一下城市商业的绝顶辉煌与普通市民的区区福利，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切如是，还因为如果后者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前者也会受损。也许正是那些被亚当·斯密称为哲学家或思想家的人，“他们什么都不干，只是观察整个世界；而他们却因此常常有本事把最遥远的最不同的能量聚集起来的能力”，复兴现代挑战，寻求一个更平衡更少两极分化的城市增长的责任将降落在他们肩头上。□

作者：鲍洛·陶伯西(Paolo Tombesi)，墨尔本大学建筑系学者

注释：
① 作者在此引用了一系列现代建筑的名作，译者对其中较少人知者，字面上不易理解者作简单介绍。万勒尔工厂，荷兰鹿特丹，布林克曼等建筑师继柏林透平机工厂和法格斯工厂之后，在20年代，为荷兰万勒尔烟草公司设计，主要厂房一字排开，呈曲线形，主厂房采用钢筋混凝土无梁楼盖，内部空间开阔，外部采用连续的玻璃长窗，室内光线和通风都好，这个工业厂房一改旧日工厂的灰暗沉闷的形象，给人以清洁、宜人、高效的印象。厂房落成后，勒·柯布西耶赞美万勒尔工厂是“现代世纪的创造”。他写道：“建筑物的薄而轻的立面、光亮的玻璃、灰色的金属件，表达出向上腾跃之势……一切都敞开，对于在8层楼里工作的人，这有何等巨大的意义！”
② 建于1924年的施洛德住宅是风格派建筑师李特维德完整设计的第一个住宅，李特维德利用把空间分解成平面，以及无限坐标空间的理念，结合使用者的习惯和对各种空间的要求，完成极简却又符合使用者所有需求的风格派机能住宅，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前卫的建筑。
③ 皮尔瑞·查里奥（Pierre Chareau,1833 -1950）是法国早期现代设计运动最有影响的人物，是以室内、家具设计为主要领域的著名建筑师。作品以使用贵重材质创造华丽、前卫风格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