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语和中文中，“毁弃”这个词都有着某种悲剧性的意味，使我们想起历史上的某些伟大城市的结局，比如亚历山大和长安。然而，毁弃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般简单，首先毁弃可能并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历史事件，它没准会花上一个世纪的时间；其次，毁弃并不一定得依赖暴力性的物理摧毁手段；再次，毁弃通常是打着建立一个美好新世界的旗号来大行其道的，我们并不一定非得上乔治·奥维尔的小说里去找诸如此类的例子，豪斯曼对于中世纪巴黎就是这么干的。

一 层叠
    在中国城市中，“场所精神”往往首先体现在垂直方向的相互援引，而不是水平方向的彼此照应。借用一个考古学的思路：通常“地面”比“立面”是要来得重要的。汉瓦通常压伏着秦砖，汉代的墙基上或许又堆着北魏的夯土层。人们常说，这是“某某某某曾经住过的地方”，但其实你若真的索据历史，或许会发现那地方除了宅基地未曾更动，其余早已是面目全非—对于“故居”唯一重要的事实是，“某某某某”确实是在那儿住过的，他通常不像托马斯·杰弗逊，有自己设计住宅的癖好，大多数情形下，是这建筑重新设计了自己，大的地面还在，但东墙已拆做了西墙，金銮殿造就了茅草屋。
    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中国式的“混合使用”通常体现着这种垂直分布的特征，层叠和沉积自然相关，如果一个地面上的建筑和街区体现着一种自上而下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往往也意味着一种截然的断裂—今天的生活空间的质量常常还得借力于对一个无法复原的过去的想像，尽管“王府饭店”、“清华园宾馆”和它们所因袭的地面上曾经的建筑品质毫不相关，二者还是被生硬地嫁接在一起，不同的垂直层面上可以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内涵。
    在北京，我曾经发现这样的有趣例子，一幢临街的改革初期的板式住宅楼廉价出租

的地下室里居住着外地来京打工求职的民工和低收入者，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身处的物理位置相当，但在这个层次上，却保留了传统的具有凝聚力和互助性的人际关系；地面的一层，是开膛破肚的胡同和小街、热闹嘈杂的零售商业区、前现代的传统城市尺度和公共生活模式，大妈们的闲言碎语似乎也只有在地面上才能以声速传播；二层以上，或许依然是平民百姓，在那里旧有的向心的社会关系已经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一个摞着的彼此孤立的生活空间；电磁波通畅无阻的高空则租给了美元和日币，裱糊着和建筑平庸的外壳形成映照的霓虹灯广告，渲染着乌托邦式的大都会图景，那是当代中国城市所获取的最为引以为豪的现代性的象征。在一块地基上，融合了如此多的不同的品质，有时令人啼笑皆非。

二 移位
    和层叠密切相关的是移位，在中国城市中，是否合乎“文脉”，或说是否与周围环境“和谐”并不取决于建筑师的一厢情愿。上面所说的那种垂直分布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政策决定者更在意的更多是上下，而不是左右—这和行政的一般逻辑完全一致。所以，有意的错置或移位成了一种并不鲜见的现象。在这一点上，中国建筑的最大成就或许并不是它的结构如何复杂无出其右，而是基本的逻辑相当契合一致，使得大规模的张冠李戴变得可能。在唐代长安，我们常常听说那些没有后台的寺观土地往往为“有力者”所侵夺，遂“移至某坊某隅”，或说零余的弃地，原来显要的地势忽然成了“垃圾空间”，居然也就将就安排。在另一个著名的宋代故事里，靖康之难以后，金人从北宋首都开封掳掠了大批建筑材料回燕京，重新用于宫殿建设，人们意外地发现建筑部件上有工匠的题名“燕用”，似乎预示着“南人所制为北（燕）人所用”，像是一语成谶。
    在中国城市规划传统中，所谓的“和谐”并不是一个清晰可见的考量—中国城市的秩序只是象征中的，书本上的，而不是人际的，视觉的。我们在19世纪西方规划师的杰作中看到的那种上帝之眼注视下的有序空间，并不是中国城市的长项。正如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所言，对于巨型结构而言，尺度或规模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考量，和耶路撒冷、罗马那样的西方城市所具有的神圣空间秩序不同，数量意义上的中国城市的“伟大”建立在一种表面上的琐屑庸常和内里的复杂性的冲突之上，建立在主观经验和物质束缚的各行其道之上，建立在对变更和毁弃的习以为常和对时代变迁的深刻感喟之间的矛盾之上。
    在缺乏一个自上而下的各尺度间彼此协调的规划传统中，中国城市超大的规模使得它的外表和它的内里不再相干，即使是皇帝，恐怕也难以深入到他的庞大帝国的神经末梢—红拂李靖的故事对于独坐在宝座上的他而言，只有在不同寻常的微服私访里才能体味。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城市的“和谐”需要用两副眼镜来观察：在静态的摄影图像里，那具有欺骗性的表面是僵硬、俗气、破碎和自相矛盾的，它小市民的、商人的和政客的室外，它理想主义者的、艺术家的和鉴赏家的室内，它金壁辉煌冷冰冰的宫禁，它纷扰乱糟糟的红尘世界，一切都是那么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动态的电影故事里，中国城市却是浑然一体不可拆解的，每一个人都在蛛丝百结的精密网罗中，每一个生活事件都已被完满地设计与组织，每一处门庭，即便是猫狗所出入的，也都已成为这庞大民俗画卷不可或缺的片段。

三 空洞
    没有任何力量比西方式的建筑空间概念对中国城市带来的改变更为巨大。先前的毁

弃不过是历史过往中刮蹭去的些许油皮，但20世纪初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抄得精美新古典主义立面而归的中国近代建筑先贤，却从内里摧毁了中国城市赖以自持的不可见结构。
    在传统的城市格局中起结构性作用的那些基础设施被移去以后，我们在中国的城市中看到了空洞—或者，用一个今天变得很时髦的词来表述，在传统的城骨架土崩瓦解或烟消云散之处，人们无可荫蔽，无所遁形，也无所适从，他们管这巨大的一片片空白叫做“开敞空间”。
    最广为人知而争讼纷纭的例子莫过于北京城墙的毁弃了。且不去讨论其中的是非，有趣的一点是，虽然传统城市权力体系的物理载体已被毁坏，使人敬畏的伟大已经荡然无存，但是那城墙被移去后，它的生命并没有结束，而是像科幻电影中倏然失去束缚的异形，孵化出了新的巨怪—在城墙原址建立起来的环线某种意义上依然承继着城墙的主要功能：分隔与管理。“三环线以外”、“四环以北”、“沿环线”就像“永定门外”、“皇城根下”一样是人们在城市中定位自身的心理参照物。
    空洞并不能扎实地填入什么，旧的空洞往往导致新的更大的空洞。空洞常常集诱惑与排斥于一身，比如“绿化带”也通常称为绿化“隔离”带，往往有牌子写着“禁止入内”； 空洞不完全是负面的，空洞常常是凯文·林奇的“城市形象”浮现之所，“政绩工程”、“世纪大道”开始显山露水之处—如果我们认为在城市外远观比迷失其中更有乐趣的话；空洞往往不能涉足，但其纵剖面却包含着城市中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多的沟通与交流的机遇，比如警察和飞贼的追逐，叫卖者和城管的纠缠，问路者和持有户口的高傲的本地人之间的龃龉，不一而足。
    更重要的是，空洞是对传统社会仪式空间的某种形式的补偿，它吸收了高速发展的城市的密度和由此而来的焦虑，它的前世肉身的死亡恰恰造就了它今日的金刚不坏之躯，因为空洞没有什么可以再被袭扰和破坏的了，它对于昔日伟大的毁弃，它的不合时宜的孤立恰恰使它具备了某些永恒的品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没有了教堂、庙宇的当代中国城市，空洞往往首先是令人生畏的新的朝圣所，而不是“民主的”和“宜人的”公共空间。

四 景观
    在这一切一切之上。
    “彼黍离离”并不是一句空话，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伟大都市相比，上一个千年的后来者北京应该备感欣慰，使杨之发出“《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的感慨的北魏洛阳，曾经是中国古代最令人瞠目结舌的辉煌都市，拥有中国古代最高的木建构（永宁寺塔）。如今，如果你拿到一份考古工作者绘就的地图，将会发现，似乎是着了魔咒一般，在整座内郭城四周，环绕着一大摞自然村：保驾庄、白马寺村、太学村、义井铺……地名间或泄露一点前尘往事，但在偌大的内郭城中，只剩下一片平畴，再无半分市镇气息。
    乍一想来，毁弃恐怕并不是最值得叹惋的时刻，惊心动魄来自于重新涂写这片风景的那一刻。其实，这样的时刻并不是绝无仅有，中国建筑史，毁弃了百分之九十九留下了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的命运尚未可知—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或是干脆拆了又拆又拆又拆，就像是一座千年的烂尾楼伫立在原野中，任凭风吹雨打，在粗大骨节的黑手紧握的锹柄后的远景里，原本“碧楼金粉”，不过是一堆可以搬来倒去的泥巴而已。
    最为触目惊心的莫过于这种极端的错置与颠倒，对于历史因果的极端蔑视，对于无

谓劳动和恶意反复的极端失忆。新的生命成长于斯，新的历史动力创造于此，但这却是以一种粗粝的方式完成的，这种方式与“设计师”这一20世纪宠儿的趣味，与他们对物质现实的仰慕格格不入。
    悲乎？无所谓乎？无可否认的是，“荆棘铜驼”是中国建筑的一句谶语，“风景”对于中国建筑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某种“亲近自然”的理想生活的象征，而是人造世界的永远恶梦，是完美秩序里无可消除的一处毒瘤。当我们躲进漂漂亮亮装潢齐整的小楼，当我们躲进那夜凉如水的空调梦境，我们其实并没有逃离“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前现代中国城市景观，就在脆弱的那一层建筑表皮的外缘，散热器的热浪，冷凝管的滴水，弃置在墙角招惹蚊蝇的垃圾堆，夹在地盘间三不管的露出峥嵘的土路，一天天向走在那些装饰地砖上的人们喻示着一个暴烈的，难以驾驭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大吼一声的“自然”的存在。

五 伟大的毁弃和被毁弃的伟大
    对于一个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那意味着，他心智的成长将与这个国家自70年代中期兴起的经济增长几乎同步—而言，建设和毁弃几乎是一回事。对于我来说，自记事起，轰隆隆的水泥搅拌机就总是和废墟中拔起的大厦联系在一起了。
    中国人对于“变”的敏感性，同时体现于怀乡的伤感和“顺适”的漠然之上。
    这种悖逆由来已久，怀古的感喟汗牛充栋，但它们却或注目于一个虚无的身后，或寄托于一个谵妄的生前—杜牧的《阿房宫赋》似乎就要被考古学家证伪了，因为他们发现，阿房宫遗址既缺乏烧土痕迹，又很少“复道行空，不霁何虹”一类建筑物的征象—数千年的物质历史难道就是在这样的笔下终幻为捉摸不定的海市蜃楼？
    印象中，唯一的例外是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记载的一则故事。祥符年间，东京汴梁一座宫殿被焚，大臣丁渭主持修复，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土，运输，垃圾，丁渭的方案是就近挖路取土，变成一条大沟。又挖开汴河与大沟相通形成水道，顺水运输工料。完工后，残砖断瓦填入大沟，恢复大道—或可以做MBA的教材案例了？
    然而更多时候，这种效率在中国城市中并不存在。那里随时随地充满了挑起争斗的欲望，从头再来的野心在和涂抹覆盖的冲动，变更和毁弃一直都在以狂欢、更新、重整的名义进行，效率、人情和永恒从来就不是优先的考量。在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与 “大”的关联，“京杭大运河”、“万里长城” 以至于“大跃进”、“大生产”和“文化大革命”。这种伟大其实是着实脆弱可疑的，越是喧哗与骚动，越是荒芜与寂灭，毁弃并不是新桃对旧符的置换，重新洗牌意味着连根拔起。“911”的烟尘对于过于豁达的中国建筑史而言，只是过眼云烟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眼下中国城市中这轰轰烈烈的毁弃实在是基于一种对伟大本身的漠视和毁弃之上。□

作者：唐克扬，现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在读博士生